在运用我们的虚拟专家组选择 I 期肿瘤学试验中的正确生物标志物影像策略之前，在此我们首先要实际考虑在影像生物标志物使用方面存在的难题，以及如何选择适当的影像模式来实现临床开发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目标。
影像生物标志物难题
影像生物标志物可以在开发全新医学治疗期间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这些标志物的作用以及如何决定在您的临床开发阶段使用哪种生物标志物都会因诸多因素而有所不同。
与临床开发的许多方面一样，在我们努力均衡医学影像生物标志物的使用时，存在各种难题。正如我们在上一篇博客中所讨论的，我们遇到的其中一个主要难题是使用影像生物标志物作为变化（如患者健康状况的变化）替代指标的目标，以及阅片人偏倚可能会产生何种影响。
“当我们在研究的某个特定阶段考虑应用影像生物标志物时，我们会试图均衡不同的难题和偏倚，从而实现最佳结果。”
- 凯理斯的产品管理部主管 Luke Shipman
其他难题包括侵入性（对患者手术的影响）等因素，这可以通过影像采集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来测量。例如，极高分辨率 CT 所需的时间长于更加标准的 CT 扫描。我们正在获得更多的患者人数与扫描本身的灵敏度之间进行平衡。扫描的侵入性越强，影像输出的灵敏度就越高。侵入性越弱，我们可获得的患者人数就越多。
对于与研究中心和质量获取有关的影像要求而言，亦是如此。复杂的影像要求将产生高质量的影像，但可能会限制能够参与试验的研究中心数量。
由于这涉及全球 III 期临床试验，因此我们会将均衡偏向于获取全球研究中心。因此，有时我们会对影像要求作出更改，以平衡大量具备这些能力的研究中心，而不是均衡非常具有探索性的特定影像要求。这在多个方面亦是如此；在我们选择特定的影像生物标志物时，需要均衡成本、标准、复杂性、模式等所有方面（图 1）。
图 1
解答适当的问题：前列腺癌示例
在均衡影像生物标志物难题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我们想要解答什么问题？”我们会在下文的前列腺癌背景下回顾哪方面。
前列腺癌试验很可能从评估靶点参与情况开始。影像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解答问题“分子到达预期终点的程度如何？”由于这属于功能性评估，我们将考虑使用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FDG PET)，这意味着使用放射性示踪剂来评估终点的摄取情况。
通过临床试验阶段谱来推进，接下来我们可能会使用某种影像生物标志物来检查对手术干预应答的持续时间。我们是否能看到远端病灶或转移？代谢生物标志物，尤其是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 (PSMA)，对干预后的生化复发性前列腺癌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接下来，我们开始探索治疗效果，即“疾病对干预的应答如何？”这需要考虑病灶的物理特征，即实际尺寸和形状，因此需要在生物标志物库中加入放射学检查。通常为 CT 和核磁共振成像 (MRI)。
另外，这一阶段的研究很好地展示了我们在影像生物标志物方面往往会遇到的偏误和难题。众所周知，在临床试验中增加免疫肿瘤学疗法是基于提高治疗效果的承诺。但这些疗法的性质显然影响了我们对应答的理解。无法通过尺寸减少情况来严格测量具有免疫肿瘤学应答的病灶。在许多情况下，会出现病灶实际上首先增大尺寸的应答情况。因此，在我们用来测定应答类型的方法和使用哪些影像生物标志物方面，考虑了这一点。
在我们的前列腺癌示例中，我们寻求的应答类型是缩小、肿瘤坏死或发作缓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观察尺寸和形状，但使用 FDG-PET 将其与功能性应答相比较。
最后，我们可能会质疑分子的安全性，在此情况下我们会通过回波或多门控采集 (MUGA) 进行左心室射血分数评估。
结论
每一天，我们都能发现令人激动的新模式和生物标志物。正确选择影像模式和生物标志物与临床试验的成功直接相关。成功的研究采用有效的生物标志物选择策略。这些策略通过均衡临床试验数据收集中的固有难题，可缩短时间并提高研究成功率。
